核心观点：
此前央行主管媒体《金融时报》指出，2.5%至3%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合理区间。鉴于此，当前50年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偏低。
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进一步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效支撑。
王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要求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进一步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效支撑。
深刻认识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的重要意义
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发展还面临较多的体制机制障碍，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型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破解复杂艰巨的改革难题，有利于加快服务业新动能培育和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打好战略主动仗。
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从全球来看，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密切关联，服务业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明显的“S”型上升和发展轨迹，特别是在跨越高收入门槛阶段，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关键时期，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50%上升到7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服务业实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服务业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上升。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跃居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突破50%，2023年进一步上升到54.6%，与高收入国家70%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巨大。2014—2021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6.6%，比第二产业高18.5个百分点，但比韩国、法国、美国分别低8个百分点、9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比日本低20个百分点。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加快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运用改革思维和办法，打通阻碍服务业的制度卡点、堵点，有利于要素资源向现代服务业和优势服务主体集聚，有利于激发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有利于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是加快培育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迫切要求。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演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服务领域新产业（300832）、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擎动力。据统计，2022年，我国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三新”经济增加值高达10.9万亿元，约占全国“三新”增加值的比重超过50%，占GDP的比重约为8.7%。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业创新，特别是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性服务业创新，比如研发、技术服务、数据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具有很强的分工深化、技术溢出效应，已经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来源。据测算，2018年，我国第二产业中间投入的服务占比为19.9%，比2010年提高6.4个百分点，反映出制造业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二产业中间投入的服务占比低于美国12.8个百分点。加快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为服务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仅有利于服务业自身加快创新，也有利于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为制造业提供更多创新来源，更有利于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
三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在要求。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国服务业在持续较快发展中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2011年，我国服务业就业规模达到27282万人，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2023年，我国服务业就业规模攀升到35639万人，占就业总数的48%，分别高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19个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伴随就业的稳定和收入的持续增长，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不断加快，正在进入以服务消费为主的新发展阶段。2023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已经达到45.2%，“十五五”初期有望超过50%，到本世纪中叶有望达到目前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占比70%的水平，对文化、旅游、健康、医疗、教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轨道。加快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推动多样化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推动服务业结构调整升级，有利于有效促进就业稳定和收入增长，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实现需求拉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和循环畅通，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是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
进入本世纪以来，服务业快速发展成为引领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服务业成为各国加快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和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新焦点。加入WTO以来，我国持续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实现了服务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2001—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从726亿美元增长到9152.9亿美元，年均递增超过12.1%，高于同期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6个百分点。2018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稳居世界第二，占到全球的7%，但仍低于美国5个百分点。此外，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跨境电商、数字贸易、价值链贸易等一系列服务贸易模式创新，对服务贸易规则提出了新的诉求，推动服务贸易、跨境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正成为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的主要内容。加快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特别是制度型开放，有利于增强服务业改革的紧迫感，顺应服务贸易和服务业投资发展趋势，有利于更好发挥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的优势，增强服务业体制机制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适应性，进而掌握服务贸易新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在日益显现的多极格局中抢占有利的国际地位，推动世界秩序总体朝着有利于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演进。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开放创新推动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要求“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并作出全面部署。其核心是要以改革的办法破解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难题，加快构建公平、开放、有序的服务业发展制度环境，加快完善导向鲜明、有力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为加快塑造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服务业结构调整升级，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稳定提供持续动力，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创新实践和有效支撑。为此，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需要重点从五个方面着力改革。
第一，聚焦关键领域，分类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由于服务业涉及行业门类多，异质性强，不同类型行业的发展要求和体制机制障碍存在较大差别。针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重点推动三类服务业加快改革与发展，一是以推进制造业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抢占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为核心，聚焦研发、技术服务、数据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产业互联网平台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互动发展；二是聚焦居民消费升级方向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快促进多样化生活性服务业创新发展，着力增加教育、文体、医疗、养老、托育等有效供给，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品质化、便利化发展水平；三是以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和改善市场秩序为导向，促进法律、会计、审计、鉴证、信用等中介服务规范有序发展。
第二，进一步营造宽松的准入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力推进照后减证并证，加快建立简约高效、公正透明、宽进严管的服务业准营规则。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破除各种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及隐性壁垒，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创业和小微企业快速成长。鼓励平等竞争，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服务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建立统一高效、开放包容、多元共治的服务业监管体系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推广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在坚持包容审慎原则的同时，强化对市场主体经营和竞争行为的监管。
第三，稳步推进服务业领域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电子商务、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加大对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服务，增强其全球布局及资源配置能力。
第四，加快完善服务业基础设施和建立规范有序的发展环境。着眼于增强服务业新动能，要更加注重软环境建设。一是加快完善服务业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重点推动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立法，结合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行业法规的修订，形成促进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二是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加强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的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品牌保护体系，更加注重安全、环保、技术等标准，以更好引导服务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和模式创新。三是全面推进服务业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运用“互联网+”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加强信用信息采集，鼓励信用服务机构开展服务企业信用评价和应用。完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公众提供公共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服务和预警提示，加强全社会对服务市场的监督和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四是完善服务业分类统计制度，加强统计调查核算，适时发布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以及投入产出数据、服务消费额等数据，为更好地监测、研判服务业发展态势和优化结构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第五，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重点是解决体制机制的卡点、堵点问题，形成有效支持和激励发展的政策安排。一是加强服务业人才培养和有效激励。进一步强化服务业人力资本投资，推动要素资源向激励人才的方向倾斜，创新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技能教育和职业培训，促进教育、科技、医疗、文化等领域人才的有序自由流动。加大国际服务业人才吸引力度，整合政策资源，为海外人才来华工作、居留和出入境创造更加宽松便利的条件。二是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积极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优先支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质量；加大多渠道多样化融资的支持，增强服务企业发展能力和更好推动服务消费增长。三是降低服务业税费负担，加快完善服务业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政策，促进网络化、连锁化服务企业在合并报表基础上开展集中统一纳税，给予服务业小微企业减税降费、稳定就业奖补等政策支持。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
